在说不清楚的时候，王校长拿出了去年老师们上访时，县教委给出的答复文件。但现在任何人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文件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赫江杰等人已对这个文件的有关内容进行取证。足够的证据表明，和他们情况相同的农工教师确实已经通过各种考试而转为正式的老师。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可以通过考试时，王校长以不清楚他们的情况为理由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在学校，记者在对几位老师的采访中了解到，赫老师等人上访的事情引起了校长的反感。所以“他不起反作用就不错了”，老师们一致这样认为。上文已经提到，校长限制赫老师等人的行动，而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不想干，我用这182块钱去请别人。”看到老师上访，校长说：“让他们折腾，我就看他们还能折腾几天。”
在八位老师中，有两个与王校长关系不错，他们从来不会参加上访活动。如果这件事情和王校长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去争取？老师们的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另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全校仅有的几十名教职工中，校长的亲属就有十名之多，其中有的根本没有担任过教师工作。比如王校长的妹妹，以前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任校长期间进入了农场小学，并在这里转为正式的人民教师。
县教委的答复
当记者向县教委主任于长仁提及三江口农场的农工教师问题时，他说：“在70年代末，学校招聘了大量的民办教师。相应地，农场学校从农场的工人中招工，他们的工资由农场支付，而民办教师的工资由政府支付。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在民办转正的时候，市里面有规定，农工教师不能参加考试。当时县教委人事股的股长已经证实上级有口头指示。”
“口头指示”能不能作为执行的政策依据？对于这个问题，于主任说：“这是市里的指示而不是县里的。”显然，对于上级是否有政策，县教委的领导也不太清楚。难道根据一个退休10余年的老同志记忆里的一个所谓的“口头指示”就能作为一切的证明吗？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于主任还是说：“据当时的老同志说，领导有讲话，市里有会议纪录。”
县教委周书记告诉记者：“按照国家的规定，民办教师在2000年底就应该全部取消，但是他们农场还保留了这部分老师，而与此情况相同的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这是因为农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保留到现在的。农场的领导为农工教师的事情向市领导反应过很多次，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你应该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按照这种说法，问题还是出在农场学校。
随后记者采访了人事股的股长和已于1991年退休的前人事股长崔广发。
开始，崔广发强调民办老师和国家正式教师归教育系统管理，而农工教师的管理不属于教育系统，他们的管理权在农场，所以当农场学校划归教委管理之后，农工教师还是属于农场。在教师转正问题上，他一口咬定有上级口头的指示不让农工参加民师转正考试。他说：“三江口农场农工老师已经属于国家的正式工人，按照国家政策他们不能参加转正。这是上级的会议精神。”
记者问他：“‘口头指示’可以当做政策来执行吗？”崔广发还是说：“上级开会时传达的口头精神。”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最后回答说：“你可以到市里去查，肯定有文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找不到了。”
于是，记者转而去问现任的人事股长，是否有这样的文件。他说：“我刚刚上任，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在我所管辖的档案中没有那样的文件。”
最后两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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